2009年底至2010年初

    在城市有人问我："你说你不想提高你的影响力。你这样做有什么用？能达到什么？"其实，我已经没有了什么目的，没有什么要达到的。我仅仅是喜欢这个样子，才去做。因为我不追求达到什么，所以我也不想让任何人做到任何事情，没有推动别人的兴趣。我现在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过日子，我就满足了。
    有的人认为我在实践一种叫做华德福的教育，甚至有的还认为我在推广这种教育。这是一种大误会。我没有想让中国人接受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实践过华德福教育，也不知道这种教育是一种怎么样子的教育（我无法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华德福教育）。我所做的仅仅是去满足我在学生的身上观察到的需要。
    要求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做事，要求别人实现我的想法，这种情况让我很不舒服，总是让我感到自己在对不起别人（当然，如果我要要求别人按照第三者的想法来做，那就更不舒服）。我想珍重每一个人自己的想法，不想给任何人强加什么观点。但是，一个老师就是必须要求学生参加自己的。这就是一个我很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人对我说，他们会与神进行交流，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些意愿、指导或命令，也会从神那里得到肯定。我从来没有，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的。有的人告诉我，我需要为我的灵魂、为我的事情去请求神，但我凭什么去请求？我哪里知道自己想的是对还是错的，我怎么请一个完善的神来帮我实现我不完善的想法？也许，让我碰到灾难才是能修整我错误想法的好手段。我做的只是承认：如果没有了神的帮助，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我，所以我就感谢它给我带来的一切。
    今年的国庆节放假时间，我的身体就抓了机会（病毒），让我生病，让我发高烧连续12天。发烧是影响不了记忆力的，但这次的发烧把我以前形成过的思路都烧掉了，留下了一片空白。
    病开始，我去了学生的家，因为这样，学生能照顾我。但学生的家都在山上，学校和卫生所却在山底下。为了打针，我还是搬到了没有人照顾我的学校。每天打10个小时的吊针这段日子，我都放弃了一切，已经停止有思考。只有板烈的医生没有放弃。接下来还有很多学生被传染了这种病，而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他们就一个人在放假空空的学校里走不动。开学后也没人照顾他们，教育局又不让住学校。但幸好，我们村小卫生所的医生让他们都住在了他的家里。
    在病的过程中，我失去了我自己，只留下了一个装满了药的身体。在恢复的过程中，我重新有了自己，但却是一个跟以前不同的自己。这一场病之前，我经常思考某些事情，但在病后，我却没有思考事情的能力。生病之前，我不崇拜任何人，但在生病之后，我突然就崇拜某些人。病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束了我什么时期和能力？留下的空白（空间）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奇怪的是：对结束的那些东西，我感到放心，对新情况我感到好奇。
    我怎么会放心呢？因为我再也不用管它们。作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虽然知道，我现在六年级的学生从学前班起就已经跟我在一起，我虽然跟他们一起经历了他们生活大部分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人生变化，但我却不记得，只能在乎他们现在的样子。我无法智力的样子去思考他们人生的经过和变化，只能跟他们在一起并相信他们对我们共同生活的记忆。
    作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其实是很好做的。没有了过去，也就没有了后悔，因为自己都不记得错过了什么。没有了过去，也就没有与自己过去的盼比。没有了过去，也就没有对自己是谁的想象。我确实很欣赏这种轻松无烦恼的状态。现在，我唯一还能做好的工作，是献身我自己，因为这不需要特别的智力。这样一来，我可能对不起许多人的期待，但我就是变成了一个智力没有了利用价值的人。

    我与我们学校、我与我学生之间的缘分关系把我带到了这里，让我做他们的志愿者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被我？）而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没有缘分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该做一名贫困山区的志愿者教师，但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他的名与他的学生不是分不开的）。但有了缘分，离开就会造成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有的人认为，我有了目的才能"坚持"在这里。其实，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认为，必须达到这个，必须达到那个。但这样的想法会让我表现得很惨。
    一般的人在他们短暂的生活中都做到那么多的事情，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做。我还没来得及找稳定收入，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也没有成家。连一个地方的户口我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好一件事，生活就已经过了一大半，自己已经41岁了，已经老了。他们怎么做到那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在短暂的生活中做好一件事，我就完全满意了。
    我在20年前先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做一名志愿者。我觉得，做一名志愿者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做好的。比如做志愿者教师，需要培养自己适合学生的心态，否则什么都做不好，什么方法也都没有用。但培养自己的心态是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中段，我多次又开始做另一件事情，就是翻译书的工作。而因为我没有真正学过，只是顺便做而已，所以我又满足不了专业翻译的要求，又做不好这一件事。但我却有去做的愿望。我总是觉得，自己做得都不够，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完整，在还没有做好教育志愿者工作的时候不应该又开始做翻译。为什么在那么短暂的生活中要容下那么多容不下的事情？容不下，一件事也不是完整的，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我不先完成我已经开始做的那一件事呢？
    2010年初又有了新的任务来找我，就是为城市人的服务工作。这将会意味着我对教学工作的放弃，也会意味着我再一次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得好这一件事，才能感到自己不在逃掉山区里的责任，才能找到一个自己能做事的方式。城市的事情只是工作而已，就像我从10月至12月每个周末在学生家里做的翻译那样，但这个为城市人做的新工作肯定代替不了我在板烈的家。不管是为了山区还是城市，我都还没来得及追求其他的生活，但这一段时间我很快乐。或者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安排好什么，所以我就过得很快乐。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南非的Mandela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隐藏着自己，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别人就会认为，他们也不能。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所愿望的事。"是的，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不敢在别人的面前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勇敢一点。这样，我就被我的朋友们感动了，也就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当然，接受采访是带来后果的。在接受之前，我哥哥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告诉我："现在，时间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你再躲下去是不可能的，现在你要为了大家去牺牲你自己所喜欢的（跟学生在山里的）生活和工作。"而在播放了节目之后也就是这样来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人发电子邮件、打电话、坐车来找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动了他们。反正，那么多人想拍我的照片，这还是一件让我难受的事。现在，他们对我的关注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由于他们带来的事情，我再也不能作为一个只属于我学生的人，再也不能专心地做教学工作，再也不能随便在山里走。如果我继续去学生的家，跟随我的人就会给我学生带来负担，强迫学生来接待陌生的客人。这太对不起学生了。我的头很乱，我都无法想清楚该怎么做才好。
    在接受采访之前，我不是不知道这个后果，但为了解放别人的愿望，我应该牺牲仅仅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生活。在理性上应该是这样的，但在感情上我还是舍不得本来与学生（只为了学生）的日子。不管是该面对大家、该成家还是什么，我都是这样的。理性上我该接受新的任务，但我的情感还不愿意。其实，我也不懂得指导别人，而只能去生活，让别人也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我也受到别人的影响。我身边的人也希望我过与他们一样的生活，只不过，我身边的人现在还是农民。到了城市也会如此。我确实害怕，到了城市，人都会问我对各种事情的想法，而我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想法。我害怕喜欢说人的城市人，可能也是我不习惯那种带来限制的压力。不管是说我的坏话还是好话，被别人说都是一种非常不自在的状态。我能否找到在板烈为城市人服务的工作呢？
    但我的朋友又对我说："只有你承受得了被说，你的心里才会和平。只有你勇敢地面对你害怕的在城市环境，你所做的事情才难得，才有了大众的价值。"他说得很对，所以我就要学会这一点。我的朋友还告诉我："这就是你的新任务。你要尝试如何在城市这种环境之下让每一个人都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做适合自己愿望的事情。"也许，我会用我的部分时间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不过，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答案的人太多太多。我怎么面对他们带给我的如此大的热情呢？我还是做不到，只能得罪很多从我得不到答案的人。我的能力还是很有限。我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试一试如何去做。
    我能不能承受那么多的关注和热情？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我朋友给我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说："别人对你的关注和热情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

    今年的寒假、在这个我们县发生旱灾的时候就有人希望我来参加国家的大事，是在北京开展的关心贫困山区学生和志愿者教师的一个晚会。他们给我写：
    "有'名'不用，是不好的，是麻木的、是不仗义的；知道一个事情会有好的结果而不去做，是不好的；问动机固然不好，但怕别人问动机也是不好的，是不勇敢的、不务实的。所以我认为，您没有理由拒绝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您在志愿援教领域的知名度，有助于增强我们活动的影响力，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帮助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宗旨，而这，也是您的理想；用自己的名气做好事，这是仗义之举、是厚道之举；您作为援教楷模的榜样效应，将通过我们的活动平台得到更广泛地传播，进而号召更多地人们关注和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结果；对于这个好的结果，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去实现，这是勇敢之举、是务实之举。所以，我诚挚地邀请您能来北京参加《2009年度十佳优秀援教教师颁奖典礼》，作为我们的发奖者。……中国有句古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差距有多大？在中国，前者只是后者的13亿分之一！'兼济天下'，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和使命。若是无论穷达，都仅满足于'独善其身'，而放弃价值是其13亿倍的'兼济天下'，这是在拒绝荣耀不假，但别忘了，同时，这也拒绝了责任和使命。在'13亿'和'13亿分之一'之间，应该是一个并无悬念的选择题。"
    为了贫困山区的学生离开我在贫困山区的学生、去北京参加一个晚会，值得吗？在那里的现场说的话，谁能听到？城市人为了我的学生或其他的留守儿童做过什么关心他们的事，他们不会知道，也不可能感觉到，因为在大城市开展的活动接触不到他们的生活。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关心我的学生。
    每一个留守儿童在心里深处都会想："不管你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或想象我的样子，这都跟我无关。只有你承受我给你带来的，你才能接触并感动我，才能改变我。"所以，我都承受着学生对我的侮辱。他们互相因为顺口的侮辱，他们承受不了，就打起来，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很闷。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他们怎么能学习并改变呢？所以我就承受，同时也让他们知道我的心，但不让我的难受变成我的行为。这就是留守儿童需要的大人要给他们的因素。
    在这个寒假里，我并没有离开板烈村。我只关心我自己学生天天的小事；不管他们过一个没有父母的春节、去没有路的原始森林找磨菇、修他们家里的电线、在田里挖泥鱼打泥土战、找不到还有流水的水源、还是看到自己的父母被公安抓走，我都不应该离开他们。所以在这个春节，我还是陪着我的学生，让别人通过晚会等手段来关心国家的大事。假如我也像他们一样，作为我学生的留守儿童哪还有我呢？还是过春节后才去那些叫我去的城市。

    我虽然提前知道媒体报道所带来的后果，但知道也不等于能承担。无数的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表示被感动，同时也表示："我们都不管自己的儿童（自己国家的留守儿童），反而有一个外国人来管我们都觉得无法（不用）去管的事情，很难受，很丢脸。"这种难受，我不想带给这里的人，所以我又开始怀疑我面向大家、上媒体的这种选择。是不是不如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人难受？
    跟学生过了春节，我就出发去广州，想为城市人做点事。但在去了的半路上，我就碰到了问题。在南宁，我先去了广西公安厅咨询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才知道，我的身份有问题。我的身份不明确，我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做的事情（我没有志愿者证）。在这一次的谈话中，我就得看到我一年之内要成效的命运。如果我继续到城市，我的合法身份不是更没有了吗？现在，问题还没有出现，我还能与我最不愿意离开的学生们在一起做事。我干吗要去城市做些法律上不清楚的事。还是不如回去，珍惜能跟我学生在一起的机会吧，做我与学生最喜欢的事。一想到这些，我就马上返回板烈，放弃去城市的打算。
    以前我也写过：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他就越危险，需要非常小心才行。或者说，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他就活得越不自由。以前只是知道和努力去避免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我已经不得不开始放弃我个人所喜欢的那种隐藏的生活状态。我担心的也就是公安厅的人担心的。在与公安厅的谈话中，我就发现：我已经进入了以前写过的那种有影响力，有责任的不自由。我还把握不了，就已经超出了社会的顶限，所以只好放弃去城市超越自己活动范围的打算。
    我很担心，有一天回不了板烈，我这个心里的家，陪伴不了包在我心里的孩子。学生也一样。每次从外地来人看我的时候，学生都很害怕客人把我带走。每次跟客人出校门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着，是来保护我，不让我陪客人往公路边走，以免被带走。